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1)，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2)。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3)，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4)？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5)。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此言之三法也。

(1)由：当作“为”，下“为”字衍。

(2)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此句当作“则不可不先立义”。义，同“仪”。

(3)朝夕：即日规，古代用日影测量时间的仪器。员钧：即运钧，古代制陶器时用的转轮。

(4)於：当读为“乌”，发问之词。下句同。

(5)征：证明，验证。

墨子说：凡是发表言论、写作文章的原则，不可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像把测量时间的仪器放在制陶的转轮上一样，即使有能工巧匠，也必定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但现今天下事物的真假，没办法得到辨识，所以发表言论有三条准则。哪三种法则呢？第一是审查本质，第二是推究情理，第三是用于实践。怎么来求得本质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行事来考察它。怎样推究义理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付诸实践呢？把它用到刑法政令上去。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今天下之士君子(1)，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2)。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1)今天下之士君子：此句之下当有“或以命为有”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