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治国之道，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了，就容易治理，百姓穷困了，就难以治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百姓富裕就安于乡里，不愿意离开家园，安乡重家，那么就恭敬君主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也就容易治理了。百姓贫困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铤而走险、抗上犯禁了，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国往往是富裕的，乱国往往是贫穷的。所以善于国政的君主，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1)，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1)七十九代：泛指前朝。

从前，七十九代的君主，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一统天下，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国富而粮多的原因。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历代圣王都重视农业。凡是以治国为急务的人，都一定要先禁止工商性质的奢侈品的制作。如果禁止了工商性质的奢侈品制作，那么人民就无法游居求食，人民无法游居求食，就必然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土地就得到开垦；土地得到开垦，粮食就增收；粮食增收，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兵力就强盛；兵力强盛，战斗就可以取胜；战斗取胜，土地就广阔。所以，先王懂得增加人口、加强兵力、扩大土地、富裕国家，必须依赖粮食。因此，禁止了工商发展，不准生产奢侈品，那么就有利于发展农业。

今为末作奇巧者(1)，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2)。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1)末作奇巧：古代把生活必需的事物视为本，其他无用的事业视为末，具体指的就是工商业。奇巧，指无用的技巧和装饰。

(2)倍贷：借一还二。

今天，从事工商、制作奢侈品的，干一天可以吃五天；农民终年劳作，却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人们就会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奢侈品；放弃农业而经营工商，土地就荒芜了，国家就贫穷了。要是从事农业的人，按月计算则收入不足，按年计算才会有余。而上面征税紧急，又不根据时节，农民只好用加倍的高利贷来满足国家税收。但耕田除草都有季节性，而雨水不一定充足，农民又只好借加倍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秋天从农民手中买粮的价钱是“五”，春天卖粮给农民的价钱却是“十”，这又是一种加倍的高利贷。因此，把上面的征税算起来，成倍索取农民的款项就有四项，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各种劳役，一年四季加起来，又等于一项加倍的高利贷了。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那么即使对外流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的外流，这都是因为粮食少而农民没有积蓄造成的。

常山之东(1)，河、汝之间(2)，蚤生而晚杀(3)，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4)，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貳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