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十不可解”，是说本来中国的天文、算学已经超过了西学，何必反去向夷狄学习？对付敌人的坚船利炮，主要是想出破敌之法，何必徒费钱粮、人力去学习？天文、算学、轮船、机器等皆无关乎自强之道，坚甲利兵再精也难操胜券，关键在于人心可用，何必还要依样画葫芦地去制造？

此外，杨廷熙在条陈中对奕?等人大肆攻击，实际上变成了对奕?等人的参奏，已经超出了争辩同文馆问题的界限。他给奕?等人加上了“专擅挟持”等罪名，这是非同小可的。

那么，为何作为一个区区的候补知州，杨廷熙就敢滥施攻击，诋毁中央大员呢？这是因为他身后有个倭仁做靠山。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很难收场了。奕?便奏请朝廷，派大臣核议杨廷熙所奏的事情，并让总理衙门的大臣暂停工作，听候查办。这样一来，朝廷只好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布上谕，对开设同文馆给予肯定，这才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论。

这场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争论，不完是意气之争，或名利之争。而是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问题。论战虽以顽固派失败而告终，但是其阴魂不散，其言论仍有相当的市场。一有机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会跳出来。譬如，接下来的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在洋务派推行的近代活动中，造船工业是最早的重点项目。在其创建之初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州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制造轮船的造船企业，也最为顽固派所嫉恨的，从而使这一企业屡次面临下马的危险，由此发生了造船工业的兴废之争。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一手创办的，但左宗棠不久就调任了陕甘总督，清廷派漕运总督吴棠继任。咸丰初年的时候，吴棠任清河知县时，任劳任怨，颇得人们赞誉。但他思想守旧，敌视洋务，并反对制造轮船。其言论行事都与顽固派如出一辙。

但吴棠与倭仁不同，倭仁虽然身为帝师，位居相国，名声显赫，却不掌握实权；而吴棠是封疆大吏，掌握实权，其影响力非同一般。所以，吴棠一到任，就使福州船政局面临下马的危机。

吴棠抵达福州之前，闽浙总督一职一度由福州将军英桂兼任。同治六年三月，吴棠到任后，便对英桂说：船政未必能成功，即便成功也有什么益处呢？而且，吴棠一反左宗棠所为，对船政之事处处掣肘，想用釜底抽薪之法，将其搞垮了事。

在吴棠的影响下，福州到处是流言蜚语，并传布一些匿名的揭帖，表达了一些人对造船的不满，并把诬陷的矛头直接指向船政。吴棠则一面编造总理衙门说船政“用钱失当”的谎言，一面利用匿名揭帖，打击左宗棠所委派的船政骨干。弄得船政人员人人自危。

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奉旨总理船政之处，就知道吴棠对船政有成见，后来见吴棠步步紧逼，不肯罢手，便决心抗争。

沈葆桢是福建侯官人，咸丰五年初，任江西九江知府，随曾国藩管营务。咸丰十年，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镇压太平天国军。同治五年，由左宗棠推荐，继任福州船政大臣，专主福州船政局。

沈葆桢向朝廷上奏说，值此国家危险之时，愿与吴棠同舟共济，齐心将船政办好。并表示，船政是本大臣专门负责，愿以生命为代价，一定要办好船政大业。并恳请起用那些被诬陷的船政人员。

沈葆桢上奏以后，见朝廷仍然举棋不定。于是，又上书总理衙门，指出船政乃国家大事，吴棠身为封疆大吏，却不明事理，暗中为难船政人员，如此下去，将贻误国家大事。左宗棠得知后，极为愤慨。他给沈葆桢写了一封书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考虑到吴棠在任清河知县时，名声很好。于是，就又写了一封书信，规劝吴棠。

哪知道，吴棠回信敷衍一番，仍然一意孤行。左宗棠见劝说无效，便上书朝廷，请求尽快定夺。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朝廷一面批准了沈葆桢的请求，一面努力调和各方面的关系。但是，问题的根源还是在吴棠那里，吴棠思想顽固，一开始就厌恶船政，加上对沈葆桢的成见，两人很难再携手工作。于是，清廷便于十天后，调任吴棠为四川总督。吴棠破坏船政的企图，终究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