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治国之道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了就容易治理百姓穷

大凡治国之道，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了，就容易治理，百姓穷困了，就难以治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百姓富裕就安于乡里，不愿意离开家园，安乡重家，那么就恭敬君主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也就容易治理了。百姓贫困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铤而走险、抗上犯禁了，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国往往是富裕的，乱国往往是贫穷的。所以善于国政的君主，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1)，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1)七十九代：泛指前朝。

从前，七十九代的君主，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一统天下，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国富而粮多的原因。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历代圣王都重视农业。凡是以治国为急务的人，都一定要先禁止工商性质的奢侈品的制作。如果禁止了工商性质的奢侈品制作，那么人民就无法游居求食，人民无法游居求食，就必然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土地就得到开垦；土地得到开垦，粮食就增收；粮食增收，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兵力就强盛；兵力强盛，战斗就可以取胜；战斗取胜，土地就广阔。所以，先王懂得增加人口、加强兵力、扩大土地、富裕国家，必须依赖粮食。因此，禁止了工商发展，不准生产奢侈品，那么就有利于发展农业。

今为末作奇巧者(1)，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2)。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1)末作奇巧：古代把生活必需的事物视为本，其他无用的事业视为末，具体指的就是工商业。奇巧，指无用的技巧和装饰。

(2)倍贷：借一还二。

今天，从事工商、制作奢侈品的，干一天可以吃五天；农民终年劳作，却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人们就会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奢侈品；放弃农业而经营工商，土地就荒芜了，国家就贫穷了。要是从事农业的人，按月计算则收入不足，按年计算才会有余。而上面征税紧急，又不根据时节，农民只好用加倍的高利贷来满足国家税收。但耕田除草都有季节性，而雨水不一定充足，农民又只好借加倍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秋天从农民手中买粮的价钱是“五”，春天卖粮给农民的价钱却是“十”，这又是一种加倍的高利贷。因此，把上面的征税算起来，成倍索取农民的款项就有四项，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各种劳役，一年四季加起来，又等于一项加倍的高利贷了。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那么即使对外流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的外流，这都是因为粮食少而农民没有积蓄造成的。

常山之东(1)，河、汝之间(2)，蚤生而晚杀(3)，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4)，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貳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