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相信大功大业的建立是多方因素的促成他在打下金陵后一再对老

曾氏相信大功大业的建立是多方因素的促成，他在打下金陵后一再对老九说要把功劳让一半与天，便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不要太霸蛮，不要刻意去追求事功。时机不顺，则淡然处之。曾氏深知“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的历史教训。木秀遭摧，皎皎易污，名大招嫉，位高多倾。持盈保泰的最好办法是低调，是平淡，是不惹人注目。

曾氏的这些人生阅历，可作为立志做强者和已经是强者的读者的另一种思维参考。

致沅弟（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

二十五日亲兵回，接正月初十日来信，具悉一切。

顷阅邸钞，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惟以少帅督楚，筱荃署之，又以韫斋先生抚湘，似均为安慰吾弟，不令掣肘起见。朝廷调停大臣，盖亦恐有党仇报复之事，弟不必因此而更怀郁郁也。

少荃宫保于吾兄弟之事极力扶助，虽于弟劾顺斋不甚谓然，然但虑此后做官之不利，非谓做人之有损也。弟于渠兄弟务须推诚相待，同心协力，以求有济。淮军诸将在鄂中者有信至少荃处，皆感弟相待之厚，刘克仁感之尤深。大约淮、湘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联为一气，然后贼匪可渐平，外侮不能侵。少荃力劝余即回江宁，久于其位。余以精力日衰，屡被参劾，官兴索然，现尚未能定计。霞仙去官，屡干谕旨诘责，余不能不与之通信，兹有一函，请弟阅后封口，专人妥交。

鸣原堂文亦思多选，以竟其事。若不作官，必可副弟之望。古文目录，俟抄就再寄。顺问近好。

国藩手草

◎评点：湘淮两军曾李两家联为一气

官文所受的处分，落到实处的不过为罚伯爵俸禄而已，所以曾氏认为是“极轻”。之所以这样，是大部分朝中官员，包括钦差大臣、军机处在内，都不站在曾国荃一边，只是考虑到现在还得用他打仗，不得已敷衍敷衍罢了。曾氏知道老九心中不快，便从另一个角度来安慰。所谓“恐有党仇报复之事”，系指朝廷担心此中或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在内。因为事实上同城督抚不和的原因，大多在个人恩怨上。尽管奏章上的话都说得漂亮，仿佛自己全是正义在握，对方尽皆祸国殃民，其实多不是这回事。朝廷对督抚不和的事件，多采取调离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做法的结果往往是双方都不满意，但却是较为稳当的。

官文走后，湖广总督一职的空缺由李鸿章来补，但李鸿章军务为重，不能在职，于是让他的哥哥湖南巡抚李瀚章来武昌署理，所留下的湘抚一缺则由刘昆来补。这种安排，对曾氏兄弟来说可谓最好了。

对于李鸿章，曾氏一向是把他作为替手来着意培养的。历史证明，曾氏在鼎盛时期便考虑“替手”事宜，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是极富远见极为老到的举措；历史还证明，曾氏选择李鸿章作为替手，并有意让淮军作为湘军的后续，是极为明智极为成功的决策。捻军的最后平息，完全靠的是李鸿章的淮军。曾氏在他死后，事业得以赓续，声名得以久传，除开他本人的因素之外，也很得力于李鸿章在政坛上的长据要津以及淮军集团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

尽管在个人道德修养上，曾氏对李鸿章颇多微辞，但总体上对这个替手还是较为满意的。相对于大哥而言，老九对李鸿章的意见更大。这个嫌隙起于同治三年五六月间有关李增援打金陵的事。老九要独吞天下第一功，最讨厌有人来分这杯羹，故对李之援金陵极为反感。前面说过，赵烈文曾怀疑京师流传老九无力独打金陵和非淮军不能破金陵的话都是李散布的。李明里说不来金陵，暗地里又散布这样的传言。赵认为李人品不好。赵当时在老九身边，老九自然也是这样认为的，故而对李深怀成见。再则，对于这次弹劾官文，李也不以为然，这也令老九不快。这样，老九于李的嫌隙更深了。曾氏深以此为忧，遂说出“湘淮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联为一气”的话来。

曾氏的这番兄弟私语，无论对于眼下的战事还是今后曾家的未来，无疑都是见高识远的金玉良言，但笔者却于此看到即将到来的祸害近代中国半个世纪的军阀专政的苗头。曾氏说这话时，他的心里是有很明确的概念的，即湘军是曾家的军队，淮军是李家的军队，否则他在说到湘淮两军联为一气的时候，就不会立即说到曾李两家也要联为一气。军队是私家财产，军队为维护其统帅的利益而服务，这正是军阀的典型特征。过去史学界都把曾氏称之为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这虽不十分确切（如曾氏在打下金陵后，将湘军十裁其九，这便不是后世军阀的作为），但在心理意识上，他的确是把湘军当作他曾家的军队，多次在家信中谈到湘军关系到曾氏家族的气运。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也可以算得上近世军阀的滥觞。